哪吒小说

第4章（第2页）

　　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，不到十平方米，最低处只有半人高，夜里起来不小心，头会碰在屋顶上，把青瓦撞得直响。有个朝南的天窗，看得见灰暗的天。

　　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、三个姐姐、两个哥哥和我。房子小，人多，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，睡六个孩子。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，一个藤绷架子床，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，一把旧藤椅，一张吃饭桌子。

　　家里孩子大了，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，放一个凉板床，两个哥哥睡。白天拆掉凉板床，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，洗澡的时候，再拆掉桌子和凳子。说起来手续繁杂，成了习惯也简单。

　　1980年，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。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，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。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励生育，人多热气高，好办事，而且不怕打核战争，炸死一大半人，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。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，80年代迈入了十亿。

　　从我生下，我们一家成了八口，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。以前，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，现在“文革”结束了，知青返城，开始长住家中。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，像个猪圈，简直没站脚的地方。这年夏天的拥挤，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。

　　几天前母亲对我说，大姐来信了，就这两天回来。

　　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，因为最早，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。她离过三次婚，有三个孩子，最大的比我小六岁。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，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。“天棒！”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，“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？”大姐一回来，待不了几天，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，拍桌子互相骂，骂的话，听得我一头雾水。直到把母亲闹哭，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。

　　我说，“没有。”

　　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。

　　父亲说，“饿了的话，先吃点填肚子。”

　　“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。”我说。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，我突然不安起来。

　　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，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，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。四人抬的氧气瓶，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。她抢着做这事，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。被救上岸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我还能抬。”

　　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，而是怕失去工作，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。她抬河沙，挑瓦和水泥。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，母亲赶去了。那时还没我，正是大饥荒开始时，母亲饿得瘦骨嶙峋。耐火砖又厚又重，担子两头各四块，从江边挑到山上，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。一天干下来，工钱不到两元。另外两个女工，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，又累又饿，再也迈不开步，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。被人看见告发了，当即被开除。

　　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，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，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。

　　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，对母亲说：有个运输班班，都是些管制分子，你怕不怕？母亲赶紧说不怕。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“群众监管”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，没人肯去干的活，才轮到这批人去干。

　　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，下体力活，汗流浃背，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，迈着一样的步子，抬筑地基的条石，修船的大钢板。她又一次落到江里，差点连命都搭上了，人工呼吸急救，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。

　　做了十多年苦力后，心脏病，贫血转高血压，风湿关节炎，腰伤，一身都是病。在我上初中时，才换了工种，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。算是轻活，烧全天。半夜里把煤火封好，凌晨四点把火启开，捅煤灰，添新煤旺炉火，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。

　　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，周末才回家。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。哪怕我讨好她，给她端去洗脸水，她也没好声好气。

　　卷起她的衣服擦背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，像骆驼背，两头高，中间低，正好稳当放杠子，是杠子的肉垫。擦到正面，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，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。等不到我重新拧干一把毛巾，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，双腿不雅观地张开。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，跟猪一样，还流口水。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，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。

　　母亲在外工作，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，到晚上天黑，他眼睛看不见，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。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。

　　星期六，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，全家肉票加起来，割半斤肉。做成香喷喷的一碗，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。母亲还不领情，挥挥筷子，绕过肉不吃。父亲有次火了，拍桌子，搁了碗筷。他们两人你来我去，然后把我们轰出门，关门吵架，争得越来越激烈，声音却明显放低，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。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，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。

　　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，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。母亲岁数越大，脾气越变越怪，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。粗话，下流话，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，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，我从小听惯了。但这是我的母亲，她一说粗话脏字，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。

　　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：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，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；她关门砰的一声，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；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，这些我都受不了。

　　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，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。

　　我总禁不住地想：十八年前，当母亲生我养我时，更明白说，十九年前时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，怀上了我？

　　打我有记忆起，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，甚至好看过。

　　或许是我自己，故意抹去记忆里她可能受看的形象。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，坏牙，补牙，牙齿掉得差不多。眼泡浮肿，眼睛混浊无神，眯成一条缝，她透过这缝看人，总认错人。她头发稀疏，枯草般理不顺，一个劲儿掉，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，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。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，因为背驼，更显得短而臃肿，上重下轻。走路一瘸一拐，像有铅垫在鞋底。因为下力太重，母亲的腿逐渐变粗，脚趾张开，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，长年泡在泥水中，湿气使她深受其苦。

　　唯有一次，早晨刚醒来，我听见母亲趿着的木板拖鞋，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。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，打着一把油纸伞，天上正飘着细雨。我突然想她也有过，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，一张年轻柔润的脸。